《报任安书》：司马迁的无奈与坚守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一封回信。这个名称是后人附加的。其内容的版本流传下来的很多，个人认为，目前最为规范可信的当属《汉书》卷六十二（中华书局一九六0年七月版第二七二五页）司马迁传里的记载了。
任安是在狱中给司马迁写的信。这封信的内容不可考。但从司马迁的回信中可知，他是叫司马迁利用他能接近皇帝的便利条件向皇帝“推贤进士”。一个深陷囹圄的人，竟有如此气节，单就这一点来说，任安表现出了对大汉王朝的忠诚。但从司马迁的回信中，还可以看出，任安是对司马迁不满的，因为司马迁说“若望仆不相师用”（好像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教诲），意思是司马迁没有采纳任安的建议。
而实际情况是个什么样子的呢？这还要从任安当时所面临的处境说起。
任安早年是大将军卫青的门下。在汉庭著名的“巫蛊之祸”发生时，任安当时是护北军使者，握有兵权。当戾太子刘据派人持节要求他发兵救助时，任安接受了符节，但他却没发兵，而且还紧闭城门，没有接应太子刘据并加以保护。这个事件被平息之后，汉武帝封赏了追捕太子的人，而把跟随太子及为太子助战的人都治罪了。然而，很快局势翻转，尽管没有直接真实的史料证明汉武帝承认了太子刘据的无辜和冤屈，但汉武帝是在用实际行动表现着。他把先前的处理倒了过来，就是把之前与太子做对的全部治罪。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汉武帝也怪罪任安了，他认为当时任安没有帮太子，是因为任安想坐持两端。于是就将任安下狱。或许任安就是汉武帝内心对太子无辜的祭奠。
由此，不难推测，任安叫司马迁“推贤进士”，无非就是叫司马迁替他向皇帝求情，放他一马。这一点，只可意会，无处寻觅，这封回信中不露丝毫端倪。回信中多次表达了司马迁本人因宫刑受辱而“动而见尤”（稍有行动就会被指责）、“欲益反损”（想把事情办好却导致更加不好的结果）、“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反而让人耻笑而使自己受辱罢了）等等的无奈。这也是司马迁的高明之处。一方面褒誉了任安身陷囹圄不忘为国的忧国情怀；另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无能为力的自责。其实，司马迁当时的处境令他不便再在皇帝面前进言，而更重点的一点是，他太了解汉武帝了，他绝不可能放过任安。因此，司马迁最后说“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卬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现在我已经身体残废成为打扫污秽的奴仆，处在地位卑贱的人的行列，还想昂首扬眉，评论是非，这不也是轻视朝廷、使当世的君子们感到羞耻吗？）司马迁说出了他内心的无奈。
因此，这封回信也就有了双重含义，一方面，司马迁充分表达了他不能“推贤进士”的理由，另一方面，借此说明自己所遭受的耻辱，充分抒发了自己的愤懑之情，以及自己为此要实现的志向。
整体上说，其内容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是向任安解释了自己不能按他的要求去做的原因；二是他为什么要替李陵辩护；三是为什么会因此而下狱；四是为什么甘愿受辱（其实也是无奈受辱，因为他无助）；五是他为什么要在奇耻大辱中苟活。
司马迁的入仕，并没有像当时的正统的由乡曲举荐，而是皇帝看在其父亲司马谈的面子上，让他在朝中当差。而他所从事的工作，并不像外人所重看的那么光鲜，而是皇帝平常戏弄的对象，如倡优般的低下。如若犯法受诛，就像九头牛身上的毛失去一根，像地上的蝼蛄和蚂蚁死去一样。
即便是职位低下，但司马迁还是志向远大，他为了能干出成就，谢绝了与亲戚朋友的交往，甚至“忘家室之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希望能干出成就，得到皇帝的赏识。
然而，事与原违。他和李陵其实也只是一般的同事关系，两人连酒都没喝过。可为什么司马迁要替李陵辩护呢？司马迁的想法其实也很善良很朴素。一是他尽管平日里没怎么与李陵接触，但也了解李陵是个孝顺父亲、有节操、懂得礼义、没有私心的正人君子。他勇敢无比，仅带区区五千人，竟打到胡地中心，单于的王庭。他的兵败投降，在司马迁看来也仅仅是无奈之举，以李陵的为人，他还会找机会报效汉朝的。二是李陵失败后，皇帝“惨悽怛悼”，悲痛不已。可是之前那帮在李陵大胜时“举觞上寿”的大臣们却没一个出头想办法为皇帝解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他的目的很纯粹，就是为李陵说说情，让皇帝想开一点。不成想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有罪，完全是他自己没把话说清楚说明白造成的。在有罪的问题上，他只字未报怨皇帝，只提了几个字“以为仆沮贰师”（以为我是在攻击贰师将军）。看似简单的几个字，其实有深刻的内涵。而且也不仅仅是这简单的几个字所表现的那样。因为贰师将军李广利是李夫人的哥哥，是皇帝的外戚。而且，当时的公卿王侯一面倒地落井下石，一是为皇帝找台阶下，二是为李广利没能及时营救李陵开脱。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当于司马迁一人站到了众人的对立面了。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为李陵的辩护仅仅是一种推测，有谁会保证李陵今后不会变节？或许这也是司马迁之所以认为自己获罪是因为自己“未能尽明”，自己没有把话说清楚明白；“明主不深晓”，皇帝没有理解他的最终心意。
司马迁对自己的遭遇总是轻描淡写的：“卒从吏议”。皇帝最后是了遵从大理寺审理的意见而定司马迁有罪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按照当时的刑法规定，司马迁是有机会自赎的。然而，他“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家里贫穷得根本拿不出可以救赎自己的钱财。而且“交流莫救”，亲朋好友都不伸手相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朝廷里竟没有一个为他说一句话的人。这是何等的心寒啊！除了制度的残酷，难道没有世态的炎凉与冷漠吗？
面对如此大的耻辱，司马迁之所以没有杀身成仁，是因为他地位低下，而且他自己的罪也是罪有应得，就是死也并不能显示出他有什么气节。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恨私心有所不尽”，他自己的志向和抱负还没完成。由此，他对人生的认识也提高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就是他找到的生命再生的突破口。接着司马迁一下子列举了四个不辱、五个受辱，以至“最下腐刑，极矣。”看得令人痛心不已。接着，司马迁引述了西伯被拘羑里；李斯受尽了五刑；韩信被戴上刑具；周勃被办请室；季布卖身当奴；灌夫居室受辱等等，这些人的声名远远高过他司马迁，可是他们并没因受刑而选择自杀。说明自杀与气节并无多大关系。
另一方面，不自杀，也并不是说自己是“贪生恶死”，他自己是“早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无牵又无挂的。“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这才是他给任安回信的核心思想。也是他要以此为自己洗清屈辱的唯一目的。
作为一个专业修史的人，司马迁若不能从历史中汲取到些许的经验或教训，那就太不是司马迁，也太对不起那些古代的圣贤了。“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那些受难后名垂千古的人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些都是他学习和效法的榜样。于是，司马迁就“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试想：假若司马迁当时因受辱而取义自杀，那么，他必如一粒尘埃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他忍辱而作《史记》，非但为自己洗白了耻辱，更因他特殊的遭遇而使他及他的《史记》名垂青史。为我们留下了“史家之绝唱”的宝贵财富。
述说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最后，司马迁又回到他回这封信的主题上。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在这个社会上，背负着侮辱罪名的人是不易立身安命的，更何况地位低下的人又常常被人诋毁。这是多么令人心寒啊。而且自己又“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这也真如司马迁所感受到的“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因此，他说“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读到这里的人，难道没有背凉的感觉吗？故此，司马迁只能无奈地改变了自己“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这种痛苦只有司马迁自己知道，他的浮沉于世俗，俯仰于时事，不正是向现实低头认输吗？而“狂惑”也不过是无为的挣扎罢了。
在这样的心境下，任安教司马迁“推贤进士”，明显是与司马迁的想法相背离。而且，即使是司马迁想冠冕堂皇地为国家着想，为大汉王朝“推贤进士”，像司马迁这样受过极刑的人，非但没有任何益处，反而会被人耻笑为不知天高地厚，自取侮辱罢了。
所以，司马迁只能无奈地婉拒任安的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