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与散
年8月22日晚的饭局，是一场必须喝醉的饭局。
10元一瓶的二锅头，两瓶，对一起从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辞职的钱昊平和我而言，足够了。有些离去，需要庆祝；有些分别，难免悲伤。酒，有时候很能说明问题。
被送回酒店的路上，吐过数次后开始清醒的我，赖在马路边躺了一小会。在微博上，有小朋友跟我开玩笑说，睡在马路上居然没有被拣走，提醒我注意卖相。我是个枯燥乏味的人，喜欢这样的小玩笑。
年的一个深夜，还在武汉的时候，当时也是有辞职的念头。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写了区区不到字的辞职信，泪流满面。
这一次，没有落泪。不管是有泪还是无泪，很多过往都注定要在某个夜晚被想起，很多人注定都要被回忆，很多缘分注定要被记住。
这几天，相继听说几拨同行去了美国，为“9·11”十周年报道做准备。十年前的9月11日，我在一家叫《生活时报》的报纸实习。晚上，光着上身躺在白纸坊的一个地下室里。昏昏欲睡时，一个实习晚归的同学带来了一个消息：美国遇袭了。
几个月后，在武汉参加武汉晨报的入职考试，最后一题是讲述自己何时何地听说“9·11”事件，如何看待此事。后来，考试没通过的我，还是设法留在了武汉晨报。两年后，《生活时报》改名叫了《新京报》。后来在新京报的新楼里，我见到了原《生活时报》编辑部主任郭红梅。
《生活时报》解散后，留在《新京报》做新闻的人不多。郭老师，如今已是报社的资深编辑。年冬天，报社高层请资深记者和编辑吃饭，有幸第一次与郭老师同桌吃饭。她，话语不多，静谧温和。
五六月份的一天，在微博上获知，工作一直兢兢业业的郭老师在会议室里开会时晕倒了。
年夏天的样子，曾同在《武汉晨报》教卫新闻部工作的同事杨万国辞职了。他，去了《新京报》。在他的引荐下，我见到了刘炳路。如今，万国已是《新京报》的首席记者。
那年秋末冬初，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议，顺便到《新京报》见了炳路，算是首轮面试。在永安路号老楼里面谈时，炳路告诉我，《武汉晨报》的另一个同事吕宗恕，刚刚面试完离开北京。
辞职，大多都是不顺利的。年3月，辞职才办完。赴京后，《新京报》已经搬到了幸福大街，见了当时分管深度报道部的副总编辑孙献涛。
第一次见炳路，我还带着自己的学位证和毕业证。3月赴京入职时，这些证件怎么都找不到。在孙总的办公室，我忐忑地主动说起自己学位证和毕业证遗失的事。他笑呵呵地说，没事。没有这些证件的我，顺利入职。
就这样，杨万国、吕宗恕和我，又聚到了同一家报馆。
有近两年的时间，我们一起租住在北京西客站附近的三路居。很多日子，我们三个挤在厨房里一起做饭，然后在一张桌上喝酒吃饭，饭后挤在一个沙发里喝茶聊天。后来各自的女朋友到了北京，屋子里的人越来越多，万国和经历了感情变故的我相继搬离了三路居。
那是一个值得怀念的院子，陈旧但安静整洁，院子里的人和善友好。
年，宗恕辞职离开《新京报》入职《南方周末》。如今，我也成为《南方周末》一员，再次与他同事。
回想起来，我有时候表现得像个薄情的人，离开一个自己曾深爱的地方而一直没有太过悲伤。有些天，为此耿耿于怀。那个醉酒躺在马路上的夜晚，我突然明白，这并不是一次真正的离开。我，仍在做新闻，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因新闻而来为新闻而去。这一点，很重要。
病痛与气质
在新京报四年多，身上发生了很多变化。腰椎间盘突出，是在新京报工作期间发病的，也是这4年多里最困扰我的一个问题。
年的夏天，去广东阳江采访一个涉黑案。下午的样子，步出阳江市委大院的时候，突然感到右腿麻痹。蹲了一会，不见好转，强忍着不适感一瘸一拐回到了宾馆。
自此，右臀部和右腿经常会折磨我。稍微步行10分钟或站立10分钟，都会疼痛难忍。这以后，我也很少在公汽或地铁上给人让座，出门基本坐车不步行。
最痛苦的一次，是年6月在中央党校门口采访时任广州市纪委书记苏志佳。当时中纪委培训名地级和副省级城市的纪委书记，培训期间学员被禁止在校内会客，他不得不在校外见我。附近较为荒凉，我约他去附近一家酒店的房间，他不愿意，只好站在马路边聊。那次采访站着持续了45分钟左右，疼得满头大汗。
年的冬天，医院曾治疗过一阵。每个星期，进行两次针灸、拔火罐等治疗。当时，病房里都是老头老太太，三十岁左右的只有我。略有好转后，忘形的我有一天试图用一只手举起7岁的侄儿，结果复发。
此后，医院。采访尽量坐着，尽量不搬重物，尽量不爬山，也基本没有运动。
年，医院，一位叫刘亚军的大夫，让我吃了2个半月的药后让我摆脱了疼痛。可是那个冬天，去偏远的四川道孚县采访草原大火，低温、长途客车长途奔袭，再次复发。后来又吃药，才再次好转。
四年多来，这个病一直伴随着我，直到最近才略有好转。有一点很自豪，一个只能步行或站立10分钟的半残疾人，从来没有因为疾病拒绝过任何一次采访任务。
年，被推荐为南方报业年度记者，一位前同事曾为我的工作形象做过素描：挺着大肚子，夹一个公文包，端着一个茶杯。有人曾笑称，我身上有村乡干部的气质。
这种村乡干部的气质，确实帮我很多忙。在很多新闻现场，你不需要看起来像一个记者。
这种例子，在新京报4年多里不胜枚举。第一次，是河北邯郸农业银行金库被盗案。赶到现场时，银行已经严密封锁。我把背包存在了附近一个电话亭，夹着小公文包、端着茶杯连闯了几道封锁线，进入了银行大楼内部。
这一次采访的成功突破，让我提前一个月正式成为新京报深度报道部的记者。
在新京报的最后两次采访，都曾故技重施。
年6月，我去某县采访。住到宾馆时，看到有一个会议通知，与采访主题相关。决定去听听。端着杯子、拎着包我坐到了最后一排。可能是我的装扮太像他们眼中的领导了，负责会场的工作人员非要我往前坐，没办法，只好坐到了前排。结果，该座位是对号入座，不一会真干部来了，我只好灰溜溜回到后排。
会上，县委书记讲了如何看待违规问题时说，“交警在路口，你闯，一点面子不给，肯定卡你。你要趁他不注意，冲过去。”
内部会议，县委书记放得很开，公开教手下的官员如何更有技巧地上报某些数字，“有些事是干出来的，有些是算出来的。算出来的，要讲技巧。有些软指标，要看全市情况，不要弄第一，也不能排最后。”
此公还有一段相当有中国特色的话值得记录：“对为地方发展出问题的干部，要宽容。对为个人贪腐出问题的，绝不留情。”这句话，回答了中国当下为什么那么多官员出事后还能复出的怪现象。
在时下中国，一个县委书记绝不会对一个明知是“小报记者”的人说这些“心里话”。
年7月，去山东枣庄采访矿难发生后意外死亡3名救援队员。这是我在新京报的最后一个采访。医院，我拎着包、挺着肚子跟随一帮慰问伤员的官员，从6名警察和经警的眼前大大方方进入了对记者“严防死守”的重症监护室。
与第一次不同，这一次我换了一个包，不再是夹在腋下的那种小公文包，而是四方规矩的黑色皮质手提公文包。
这种变化，自然还会引来一些善意的玩笑，自嘲是最好的应对办法。我于是承认，四年多，新京报终于把一个乡村干部培养得有了县处级干部的气质了。
我，其实还想进步。
褚朝新
年8月
北漂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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