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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稿子成就了这个人,也让他有机会离开这一行十年

发布时间:2022-8-17 16:37:40   点击数:

林天宏一直都对自己很满意,除此之外,他提到最多的就是“没有意义”。

意义曾经是有的。年,林天宏29岁,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主力记者。他写的特稿《回家》为他赢得了当年中青报年度最佳报道,以及南方周末年度传媒致敬之特稿写作奖。年,《回家》的稿费是元,但带给林天宏的影响远超出了金钱可以衡量的范围——10年过去,这篇文章还是他身上最具辨识力的标签。

他的回忆依然震撼人心。

年5月12日晚,林天宏正在家里写稿,晚上八点他打开电视,屏幕上显示汶川地震死亡人数达人。他立刻向主编杜永涛申请前往灾区,结果得知作为中青报下面的中央媒体,《冰点周刊》在第一时间收到了中宣部的通知——“不要动”。

林天宏硬着头皮写完稿,凌晨三点他再次打开电视,直到凌晨五点睡着时,死亡数字都在不断更新。通常,林天宏睡觉前手机都会关静音,但那一晚他极度疲惫,忘记了调静音。

早上九点他被电话声惊醒,他刚想抱怨,屏幕上显示出杜永涛的名字,他接起来时已经挂断。他立马拨回去,“你赶紧来报社,下午出发。你这个电话要是没打过来,过两秒钟,我就拨给另外一个记者了。”

林天宏从沙发上猛地弹起来,把电脑塞进书包,穿上鞋就冲出家门。他甚至忘了带换洗衣服。

事后林天宏才知道当天报社有六七十个记者报名去灾区,报社最后选出了两个人,“文字记者选来选去就选了我,”林天宏说。

另一个是当时57岁的摄影记者贺延光,贺延光7次获得中国最高新闻奖,他在《中青报》工作的年数几乎等同于林天宏当时的年龄。

“我那心里挺爽的,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让我去…完全没有害怕的感觉。对一个29岁的年轻人来说就是,我操,总算碰上这么个事了。”

5月13日,《中青报》通过军队的关系抢到了一张13号下午五点从北京出发到成都的机票,这是恢复航班后的第一班飞机,飞机上几乎全是救灾团队,除了医生,移动联通的技术人员等,林天宏还看到了不少熟脸孔,大多是类似《财经》、《法制日报》一样的国家媒体。他们心照不宣,彼此并没有打招呼。

飞机在成都上空盘旋了一个多小时才降落,到达时已经是晚上九点,林天宏和贺延光住在成都浆洗街的武警招待所里。尽管成都几乎毫发无损,但对于林天宏来说,这里的气氛已经足以让他紧张起来,街上没有行人,军车、救护车穿梭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城市上空充斥着刺耳的警笛声。那一晚林天宏几乎没睡。

第二天早上九点出发前,贺延光嘱咐林天宏:“你找一张纸条,把你的姓名,工作单位电话和紧急情况联系人都写在这张纸上面,放在你的衣服口袋里,随身带着。”

都江堰救援现场,我们隐去了埋在废墟下的小学生尸体pic/scmp

到达都江堰时,“那基本上就已经是一个瘫痪的城市,”林天宏回忆道。地震中,都江堰共死亡人,林天宏到达的第医院,住院部大楼已经全部塌陷,多名病人和医护人员被压在废墟下。

林天宏观察到一个老头在废墟上走来走去,身边的武警告诉林医院的护士,他比大家到得都早,一直在帮忙武警清理尸体。

吊车正把一个巨大的房梁架起来,房梁下的废墟里渐渐露出一件粉红色的护士制服,头和四肢被埋在土里,头部慢慢被武警清理出来。老头走上前去看了一眼,面无表情,随即掉头离开。

林天宏紧跟上去问老头是否找到了女儿,老头回答:“是,我看到了她鼻子上那颗痣。”

医院离家有五十几公里,夫妻俩和女儿不常有机会见面,不久前,女儿才打电话告诉母亲,已经准备好了母亲节礼物,先保密,下周就给母亲带回去。母亲在电话一头回应说:“买东西很贵,不要乱花钱”,就匆匆挂了电话。

说到这里,林天宏记得“老头就突然崩溃说:‘我们再也不会知道她给我们买什么了’”。

家长在都江堰新建小学的废墟旁祭奠自己的孩子。pic/scmp

医院斜对面是都江堰新建小学,地震中死亡多名学生。在林天宏记忆中,教学楼只剩下四分之一楼体。小学的操场中央停着一辆皮卡车,后面装满了堆积如山的小孩的尸体。

废墟上突然传出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接着四个武警把女人从废墟中拽出来,一个小孩的尸体被放在空地中央。

林天宏看到一个40岁左右的男性正对着空地上的小孩猛拍照片。他从旁人口中得知这是小孩的父亲,他是都江堰一个施工队的包工头,拥有都江堰唯一的民用吊车,地震后他第一时间开吊车赶到小学,过去24小时内他帮忙挖出了不少尸体。

防疫的人给小孩喷上药水,接着医生准备将小孩装入绿色的裹尸袋,这位父亲接过来说“我来”,他缓慢地将小孩放入尸袋里,“他在现场非常非常平静,我没听到任何声音,”林天宏回忆到。

接着这位父亲抱着绿色的裹尸袋缓缓走向操场上的皮卡,学生的临时墓地,所有人凝视着这一切,“走到皮卡那里,他突然间仰天长啸,半分钟,很长很长时间,像狼一样的嚎叫”。

抱着孩子尸体的父亲“仰天长啸”,贺延光记录下来了这一画面图/贺延光

到灾区短短几天,林天宏就发现四处哀鸿遍野,尸体和残垣俯拾即是,他决定不再给报社发回这类重复的死亡消息,“在那个时代消息有什么意义?”

他开始寻找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映秀镇的路口,林天宏遇到了背着儿子尸体的程林祥夫妇。据他回忆,正在读高中的儿子程磊身高比程林祥高出2厘米,趴在父亲背上,双脚不时摩擦地面。程林祥不得不时常停下来,将已经停止呼吸的儿子再次托稳。

林天宏在文章中写到:“程林祥把儿子的双手绕过脖子,轻放在自己的身前。一边走,程林祥一边和儿子说话:‘幺儿,爸爸带你回家了。你趴稳了,莫动弹啊….一路上,程林祥常常滑倒,程磊的遗体摔到了地上。他一边和儿子道歉,一边把他重新背起。’”

这篇文章就是《回家》。

“我成名了。”

“我所有的一切的底气都来源于这篇稿子,它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灾区回来后,林天宏曾这样写道:“在此前近30年的有限人生里,我多少还是积累了一些对生命的理解,对死亡的敬畏…我突然间意识到,它们已经坍塌了,如同眼前这块粉碎的废墟一样。”

他对其他选题不再感兴趣。平日里的大多数新闻在他眼里都变得无关紧要。虽然他后来又写了另一篇文章《人民会用脚投票》,又获得了南方周末中国年度致敬奖项。

至此,他觉得“应该到头了吧”,“应该去外面看一看”。

年6月林天宏离开《冰点周刊》,此后他担任过《中国周刊》总编助理以及《人物》杂志副主编。

和很多同行的选择一样,林天宏在年进入了另一个圈子——企业。此时他谈及最多的是“财务自由”——许多同行已经早他一步拿到了这份自由。他去了万达做内刊,而后又跳槽到阿里影业。

之前的履历并没有被遗忘,但换成了完全不同的审视角度,“我后来到阿里,碰到雷阳那个案子,说他在昌平回龙观嫖娼被警察打死的事情。你再看我们部门90后小孩聊的东西,你会觉得你在媒体做的工作都他妈是白做的,”林天宏说。

“我听阿里那帮小孩讨论雷阳案子的时候,就觉得我们过去说什么‘启蒙’、‘公民意识’都是什么鬼?这些小孩也都是读大学上来的,还是没有概念,而且你要知道这样的人在中国是绝大多数,那有什么意义?我宝贵的有限的人生就是浪费在这些无意义的事情上。”

“因为没有意义,所以没有欲望。”

林天宏习得了一套新的生存方式——关闭所有沟通渠道,删除微博,保持低调。

现在,林天宏正在做的事依然和他十年前从事的特稿生意有关,只是比以前多了一个步骤——把挖掘到的故事变成影视剧。去年3月他就任ONE总编辑,有树文化的首席内容官,韩寒是他的老板。

林天宏并不否认自己是精致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他的衡量标准是“做一件事情是不是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产生效果。”

做记者没有用,把故事变成影视剧用处可就大多了,“我觉得现在影视剧市场需要一些描绘普通人真实生活状态的东西,说大一点,社会风气或者说是对世界的理解,能产生比《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带来更大影响的东西。”

四月,我们在上海福泉北路ONE的办公室里见到了林天宏,他犹豫许久才答应接受这次采访。采访过程中,他细致地回忆自己的十年,但采访一结束,他又立刻变得谨慎。

“今天我不说话也有安全的考虑,一个我要为公司着想,第二个我要为家里人着想,”他说。

背着儿子尸体的程林祥图/贺延光

“我们从都江堰出来,下午一两点钟到了紫坪铺大坝,大家排队坐冲锋舟到映秀镇,在汶川铝厂那里上岸,走了两三个小时的山路,那也不叫路了,就在那条路上碰到了程林祥,有了《回家》的故事。

我觉得那是个好故事,我看到他们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一对背着儿子的尸体回家的父母。我觉得这样三个人的一段旅程,是一种最朴素的,但是最纯粹的情感,一定可以打动人,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找的东西。

我在映秀镇待了两个晚上,我就回成都休整了,想着休整以后就回水墨镇去找他们父子,但是我要跟贺延光一起去,当时他开车去绵阳了,医院找故事,但是真不好找。

我相信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好故事,但是一个记者茫茫人海中去找,很难找。而且那时候大家都冲着很多热点人物,我不自觉地也会去找一些热点的人,但你根本就没有采访机会。你可能能跟他见一面聊几句,但是无数的媒体在等着他说,例如林浩这类央视弄了很多出来。但像张良写的那本《汶川地震小时》央视就可能报一下,背后什么事没有人去深挖,十年以后你回头看,张良做的那个事是有价值的,从文字来说,那本书的价值很大。

后来贺延光回来,我们就一起采访了林父子,采访的时候我们俩哭得人都快断气了。

程磊的奶奶那些天一直在后悔,程磊离开家的那天,去摘家里樱桃树上的樱桃,她怕树滑摔着,狠狠骂了程磊几句。‘我的好孙子啊,’这个老人仰天痛哭说,‘你回来吧,奶奶让你摘个够啊!’

程磊的照片

采访完回来第二天,我从下午两点钟开始写,到晚上七点就写完了,五个小时。一天不吃不喝,抽了两包烟就把稿子写出来了。那稿子写得真的是神灵附体,就是那小孩的灵魂附体,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写出来的,我坦白跟你说。

写完以后我就开始自我怀疑,那么多的报道,谁会来关心这么一个普通的故事?我发给我一个冰点的同事看,她看完以后说‘这稿子我看不下去,哭的不行。’

我就觉得心里稍微有点底了,然后我发给了我们老大,发完很早就睡了,睡得非常非常死。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看到老大回消息说,‘天宏我要谢谢你。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最具体的悲伤。’

我是他招进报社的,他特别知道我的脾气。人家说响鼓要重锤,我是不锤也会响的,所以他是一直以打压我为乐的那种老大。他很喜欢我,我知道,但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我。他头一次这么正儿八经的说话,我当时看了信息,眼泪就流出来了,那个时候人也特别敏感,动不动就哭。

稿子发了以后,文章早上九点多上了新浪首页,我的电话就没停过,各种各样的认识的、不认识的都给我打电话。那时候用诺基亚的砖头机,电池很经用,那天我打没了两块电池,从来没有过的。

不认识的人说要捐款,打来‘你是林记者吗,我是江苏的读者,我也是当爹的人,’然后就开始哭,好几个这种电话,嚎啕大哭。

我们总编也给我发短信说:‘今天早上起来我算了一下,我收到了19个各地宣传部长的短信,都说你们这篇稿子好。’

这时候你就知道这稿子的影响力了。

这篇和我之前的任何稿子都没法相比,因为任何一篇有这种影响力的稿子,一定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天时’就是你得有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无数人关心,‘地利’就是你要在现场,‘人和’就是你的稿子出来还不错。缺任何一个都不行。

这篇稿子让我一下子有了名气,我在报社也好,在业内也好,成为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人,知道我会写稿子。

我成名了。

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来说,当时做特稿的人都会有一个愿望,就是什么时候能拿南方周末年度致敬,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行业的标杆,对你的认可。冰点之前拿过几次,我当时想什么时候能拿一次我的职业生涯就圆满了,那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东西。

突然间就拿到了呀。

你知道我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对我以后的人生继续往上走的台阶是不一样的。没有这篇文章我怎么做主编,怎么带记者?怎么带团队?所有的一切的底气都来源于这篇稿子,它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人家想起你的时候还会想起这篇稿子。

程林祥一家抱着程磊的照片

但我也受到了冲击,回来以后我对常规的选题就没有兴趣了,对好多事情的看法理解,在地震之后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前在意的事情我也不在意了。我见了生死了,会觉得好多事,比如钱、买房、谈恋爱都是屁事,买不起房就买不起房。

我当时正在打房子的官司,那官司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我买的房子可能会被人收回去。我从年年初开始打这个官司,打到年,三年。我刚开始碰到这个事,我觉得我的人生要完蛋了,我不想打了,我想逃,想回老家福州。但是地震后回来,见到这些人的勇气、韧性,对生活的坚持之后,我会觉得我在北京应该继续奋斗下去,不要被这些看起来很严重的事情打垮,其实他们对你来说并不算什么。我就给你打官司打到底能怎样呢?就继续打下去。

我觉得这对我人生是一个特别好的改变,内心会变得更加强大,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击垮我。

我也不会太在意钱了,以前我觉得在北京生存不易,花钱要谨慎,后来就没所谓了,随便花,存啥呀?自己开心就好了。”

采访时,林天宏时常大笑,有时是自嘲,有时说到揪心的苦楚或者死亡,他也能以戏谑的方式一笑了之。

“我觉得这个影响80%是好的。我当时在灾区的时候,一个福州的好朋友打‘怎么样,有什么体会?’我说:‘兄弟,我送你八个字,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笑)

这不消极,这为什么会消极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积极的人生态度,面对任何要遭遇的事,都不用战战兢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什么了不起。

我后来在冰点转做编辑了,偶尔也写稿子,但就没有那种fight的感觉。一般的选题我也没什么兴趣参与,可能玩玩都能把稿子写出来。

当时我那种状态老大是看在眼里的。我也不是居功自傲,我确实提不起兴趣做一般的稿子了。

有一次我和老大在车上,他指桑骂槐地说:‘我这个人做编辑这么多年,我最看不起的记者就是一篇稿子吃一辈子。’我回答说:‘要是两篇呢?’

我当时就是这种心态,因为年我另一篇稿子《人民会用脚投票》又拿了南方周末中国年度致敬。那我想着应该到头了吧,所以我那个时候才真的想离开,去外面看一看。

中青报毕竟是一个体制内的媒体,上升空间不是说没有,我走的时候已经要提副处了,我就想别占着个坑了。

我是一个挺以兴趣为导向的人,那时候写稿子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个体力活,找不到乐趣了。没劲,没兴趣了。这事不好玩了。

如果有大事件可能会不一样,但是哪有那么多事件?没有了,后面那些泸州、玉树地震都不算什么了。有同事问我:‘玉树地震,你去吗?’我说:‘谁想去就谁去。’

我一直在冰点待到年,我离开的时候,三十二岁,1年到手七八万块钱。七八万块对于32岁在北京混得男的来说,那简直就是赤贫了。(笑)

我9年结了婚,这样的收入温饱可以满足,但如果要生小孩,肯定就想让他有更好的教育。

但即使中青报给我20万,我也会走,从七八万提到20万是不可能的,我们总编一个月就1万多块。

林天宏图/admin5

我出来换了份新工作,在《中国周刊》做总编助理,一年20万,我待了六个月。接着《人物》创刊,李海鹏就叫我过去了。

我在《人物》做了两年多,我们真的是很玩命的去做一本杂志,要拍片子、封面,要花几万字去做一个人物报道。接触的人也不一样,在中青报,冰点以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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