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篇文章里突出呈现了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悲慨，这又是一种经典的文化情感。这份情感源于个人机遇的不公而感慨则出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他们不会只为自己开脱，总是要由自己联系到天下。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一个叫任安的人的回信，但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看作一封私人信，他其实是一封半公开信，古代没有报纸电视，更没有我们今天发达的自媒体，司马迁是要通过这封信把他的个人情感报复公之于众，而且由当下指向未来。同时这封信的意义还在于他相当于作者为他的史学巨着史记写了一篇导论，他是读懂司马迁和史记的抓手。
从表面上来看，这封信是因为任安曾经写信给司马迁，要他向朝廷推荐人才，司马迁写信回绝。我们读这封信的两个关键词就在于悲愤和感慨。
司马迁的性格和个人经历是他悲愤的源头。这封信交代了，他一直在承受着极度的耻辱。司马迁回答了为什么不向朝廷推荐人才的理由，他说我身体残缺，处于污秽，内心的抑郁说不出口，就算有圣贤般的德行与才能，也只不过是惹人嘲笑，自己玷污自己而已。一想到没有面目祭奠父母就汗流浃背，这种痛苦可以预见，对他来说，接受宫刑比死刑更艰难。
在一个家族延续至上男权至上的社会里，司马迁这么想不奇怪，何况他是一个追求荣誉的世人，他列举了很多史料，证明宦官是最让人鄙视的群体，这也是汉代以后世人的通行观念。所以司马迁真是很矛盾很痛苦，他的精神始终是一个世人，但身体却成了宦官，他把自己的尊严压抑到了最低，而后面就要让情绪极端的爆发出来。
这封信的第二个要点是司马迁始终保持着慷慨的大丈夫气，这就让他的悲愤更强烈了。他在信里讲了获罪受刑的经过。当年名将李陵战败后投降匈奴，司马迁替李玲辩解，李陵是牺牲品，兵败是不可避免的，而武帝却杀了他全家。司马迁几乎是朝廷上唯一替他说话的人，直到写这封信，他还坚用史记里的精彩笔法，大段的描述李陵的英勇，想不足不满，身陷戎马之地，与匈奴连战有多日，写的酣畅淋漓，换言之就是一点悔改的意思都没有。
我觉得司马迁有一种潜在心理，他过去就狭义刚直，在男性生理被剥夺了以后，他更要用内在的阳刚来弥补伤残。这一段的司马迁不是自惭形秽的宦官，而是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他说我遭难时凑不齐钱赎罪，没有朋友搭救，身陷囹圄，无处诉说，你想必亲眼所见，但他也不是单纯指责任安，他此时已经超越私人恩怨了，说完了悲愤。
我们再说感慨的部分，就在司马迁对史记写作动机的讲述里，司马迁说，如果当时被杀，就像蝼蚁一样，被认为是死于愚蠢，司马迁不怕死，而怕死的不明不白，没有实现自己的人生使命，所以他才选了更难忍受的一条路，留下生命来完成史记。
司马迁对史记还有一个预期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借史记来抒发自己的感慨，完成文化使命，值得注意的还有成一家之言，这就是用历史来说自己的话，承载自己的情感和信念，这是他的家族事业。他自认为写史记也是向祖先赎罪，大部分的史书属于国家工程，而史记却是个人的写作工程。司马迁父子都担任过太史令，这容易让人误会，写历史是他家的职业，史官是中国最早的学术阶层，到汉代的时候地位大大降低了，主要负责记录与祭祀，写史记，完全是司马氏父子的个人行为，太史令只是因为能接触到皇家典籍而有便利条件。
古树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写史记是史学革命，也是文学革命。在他之前写作都是为了影响当时，而在这封信里，他欣慰地列举了史记的内容篇目特征之后，坦然的说，我会把它藏进深山，留到后世。
美国汉学家语文所安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司马迁是第一个为未来写作的人，非常有戏剧性的是写完了这封信，司马迁这个人也在历史上消失了，具体遭遇不详，这封信是他最后的文字，一般认为他在此之后很快就去世了，这对他而言也不重要了，他已经洗刷了耻辱，完成了使命。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既有人生的痛苦，又有自我的骄傲。
今天我们再看，这封信伟大在哪里呢？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从内容上说，无论是情感还是文字，它都像一条浩瀚的大河，有磅礴汹涌，也有低回婉转，叙事说理，感叹抒情都揉合和在一起，应有尽有。远到千百年的历史进到眼前，说起来这样的经典，后人没法分析，只能是赞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