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春在《南方周末特稿手册》的序中写道，“当我后来在《中国新闻周刊》工作时，主持选题会，有一次讨论到‘社交恐惧’的时候，一半以上的记者说他们事实上有社交恐惧。”
即将工作满一年，我对联系陌生人、见陌生人仍有很深的恐惧。
这一种恐惧不会因为你接触了更多的陌生人、掌握了更多的说话技巧而减淡，它只会越来越深、且成为一种习惯——放弃与人联系、躲避毫无意义的交谈。
年1月，工作的第三个月。老大指派的任务是，7天电话采访28个在玉的职工。
这是我至今最大规模的一次与陌生人交谈事件，每每在心里默念无数遍开场白“你好，我是……”后，才能做出凡可避免都不会去做的决定——按下拨号键。
电话里或是毫无生气的“嘟嘟”声，或是某首流行歌曲脍炙人口的部分，它们都像导火索，这头是引爆者的我，另一头是随时会爆炸的炸弹，只要引爆者处理不当，碎片就会满天飞。
昨天，工作刚好满一年。离下班前5分钟，乙方说，电话采访，写3篇工匠的先进事迹。我手一抖，空格光标在离字5厘米处才停下。
在痛苦面前，时间依然是凶手。比痛苦更甚的是，你还需用时间来深舔。
8月4日深夜，源于4个病句，我颇感无奈地在微博上写下：
世界这么多人话无数，成字偏不堪入目。
而我这个说话废人，竟又靠文字为生。
我必须所面对的现实是，去见更多的陌生人，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
然后，这一种痛苦会成为无数次的刑罚——凌迟处死。刑罚前，不可避免地预演痛苦；刑法中，不可避免地感受痛苦。如此，循环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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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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