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黄锫坚谭木声
9月下旬，马伯庸在秋高气爽的北京度过了忙碌的一周。他最新的长篇小说《大医》（破晓篇）上市才一周，码洋就突破万元，出版方博集天卷为他安排了一系列采访，还有每天上千个签名的“苦力活”。即便如此辛苦，他还是抽空逛了逛书店。
在微博上，马伯庸跟自己的多万粉丝分享了自己的淘书收获——一本极其冷门的书《商周时期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盐业是个冷门专业，又在渤海南岸，关键还是商周时期。你让我去搜，我都不可能想到这个题。”
在接受正午采访时，马伯庸笑着说，有时候他也很困惑，自己到底是为了写小说而去查资料，还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查资料的理由，才去写小说。这位80后作家，不仅高产，而且题材的跨度极大，从《两京十五日》、《风起陇西》等历史小说到《古董局中局》等博物悬疑小说，再到《显微镜下的大明》等历史科普，早期他还涉猎过科幻和奇幻作品。而最新的这本《大医》，则聚焦于清末民初的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件，讲述了中国第一批红十字会医生在乱世中奔走救亡的故事。
能够驾驭如此庞杂的题材，恐怕要得益于马伯庸异常的好奇心和资料挖掘能力。当我们问他，希望自己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未来的文学史上时，他说，“我最希望的定语是——一个到死都保持着好奇心的作家。”
为了发掘新知，马伯庸刻意与推荐算法保持距离。他很不喜欢在网上买书，因为算法推荐的书会让人的眼界越来越窄。“你买了10本汉代相关的书，主页全给你推汉代的书。如果我事先不知道罗新老师出了《漫长的余生》，那我很可能错过这本好书。但去书店就不一样，一个大书架从上到下，你眼睛一扫过去，无意识地就会撞到某本书。你会发现，这本书是你想象不到的题目，但它正是你需要的。”
脑洞大开、想象力丰富是小说作者的必备技能，但马伯庸认为，脑洞只是第一步，如果发现某个题材可以发展出故事来，他会进一步挖掘和调研，再写作。在他看来，写作灵感源自庞大的生活经验和阅读经验。他会看各种各样的书，三教九流，各个学科，除了数学，所有好玩的书他都看。
在与正午的访谈中，马伯庸谈论了历史小说和非虚构写作的差异和解题乐趣，他把自己的写作定位于“在历史的缝隙中寻找可能性”。说起《大医》的资料收集，他谈到一年时间天天阅读《申报》的体会——仿佛带上VR眼镜，进入民国上海的日常生活。至于未来的写作计划，马伯庸透露了一个新的系列“见微”：从技术、工程角度讲讲詹天佑、海瑞等人如何排除万难，做成一件实事。
以下为访谈实录：
摄影：蔡星卓我害怕被自己带起来的热度所裹挟正午：你写过《大医》、《两京十五日》等历史小说，也写过《显微镜下的大明》等历史研究。在你看来，历史虚构小说和历史非虚构作品的区别是什么？你个人更喜欢写哪种？
马伯庸：从写作技术来说，非虚构作品更难写。因为写小说可以杜撰，但非虚构作品一定要做到无一句无出处，要确保它的历史可信度和真实性。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因为历史的记载往往是残缺不全的，很多资料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合辙押韵或有起承转合、有头有尾，很多时候它可能有头没有尾。这种情况下，写小说你可以兼顾戏剧性，可以把它塑造得很精彩。但如果是非虚构，你要在保证真实的前提下，又要确保它有可读性和戏剧性，这个难度比虚构作品要大得多。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样的作品更有挑战性，也更有趣。我们都说，历史是一个枷锁，它会限制你天马行空的想象。如果是非虚构作品，这个枷锁就会更沉重、更严格。但这种限制也算是一种谜题。题目限定了条件，如果你仍能解出来，作为作者，你就更有成就感。所以，非虚构作品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解题的过程。
为什么目前只写了一部非虚构（《显微镜下的大明》）呢？因为要有足够的资料才能写，写一本书我大概要花三四年时间去搜集、整理和考证，前期调研比写作的时间要更多。
正午：《显微镜下的大明》这本书，在历史研究领域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贡献？
马伯庸：这书背后是大量的官方文书，我要从官方文书的蛛丝马迹里寻找真相，很多东西单靠文本解决不了，需要把视野放宽。比如说，书中有一个争夺祖产的案子，一个庙里的和尚和一家人争夺一块地的所有权，官司打了8年，最后突然得到解决。
实际上，历史文本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似乎上面的态度突然就变了。而如果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