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一部英国小说《下流故事》中，一位父亲对儿子这样谆谆教诲：
“在不想说真话的时候，如果胡扯能蒙混过去，就绝对不要撒谎。”
这位父亲之所以要把“不要轻易撒谎”作为自己的人生经验传授给儿子，出发点并不见得是教儿子诚实做人，而是说比起胡扯来，撒谎技术性更强，难度更大，风险更大，一旦被人戳穿之后，后果更严重。
对于撒谎的本质，曾经一位美国哲学教授写过一部畅销读物《论扯淡》，在这本书中，他写道：
“谎言是对真相的刻意隐瞒，是真相的反面。为了达到目的，说话者要精心设计一套说辞，从而将听众轻易骗过。”
二
撒谎确实是一个技术活，每个谎言都有其各自的技术含量，每个骗子也有各自的撒谎水准。现在我们就以二八事件中的女主角之一杜新枝为例，来分析一下这个人在不同时期的撒谎特点。
第一，挑准人来骗。
所有的谎言都有两个共同的地方，首先，撒谎具有目的性，谎言的目标是特定群体或个人，是了解到真相后会对撒谎者很不利的那个群体。其次，撒谎者和被骗者之间对相关信息的掌握程度具有不对称性。
所以，撒谎的技术门槛并不高，如果你想让某个真相不被某个特殊群体知道，那么你就先动动脑子，在这一群体中筛查，找到那个距离最远的、在现有条件下最不可能接触到这个真相的人，然后动动嘴皮子，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将他骗过。兔子不吃窝边草，是不好意思下嘴，而骗子一般会挑离得远的人下手，不是对身边的人发善心，而是怕人家知道老底儿，不好骗。
在杜新枝年6月去当时的开封二院住院生产时，她在病历上的身份是兰考乡下的农民，其健在的智障女儿被说成“生产时因脐带绕颈窒息死亡”，既往病史一栏中“体健”，这些实打实的谎言都是有目的地筛查特殊群体后轻松得逞的。
因为当时杜新枝生活轨迹主要在驻马店，此地和她打过交道的人会知道她的身份、生育情况、乙肝情况，不好骗，也不好采取其它操作。而远在几百里之外的开封，除了旗袍姐之外，估计不会有几个人知道世上有她这个人的存在。所以在有目的地住进开封二院以后，她可以大胆地撒下这些谎。其中的乙肝情况，虽然必须要经历化验，但是利用当时的管理漏洞，背地里采取一点手段，也是露不了馅的。
隐瞒乙肝和假扮兰考农民，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前者就不说了，大家都明白。后者，假扮兰考农民，这使得在二十八年之后许舅找到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几次三番去郭中村都是查无此人，这要是再往前推几年，没有大数据，没有DNA,这条线索基本上会就此断掉。
第二，用撒大谎来为目的谎言打掩护
撒谎界的顶级高手希特勒有个原则：
“撒大谎，不撒小谎。”
理由是是谎言越大，越不容易被人揭穿。其中的运行机制可能是谎言越大，其组成成分就越多，这些成分和目标人群距离就越远，因此就越难被识破。
杜某在病历中对准活得好好的的大女儿开刀，把她说死，就是这样的例子。
我们据现有的局面，暂时看不出这条用意何在，发挥了什么作用。李律在堂上曾就此询问老杜，她也没答出个所以然来。
大胆推测一下，这也许是为了配合那个传说中的“婴儿sw证”。
虽然刚入院时姚策尚未出生，但是如果真的早已谋划好将其换掉并在病历上将其做成脐带绕颈致死的话，那就索性让该产妇再多一个相同原因的死婴经历，这样会让这次死婴显得理据更充分？
医院在准备创三甲，所有的病历都要经得起日后上面来检查。脐带绕颈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在已有剖宫术这样一个有效应对方法的情况下，婴儿还是死亡了，捉刀者可能对此不那么理直气壮，怕日后的检查中让人质疑，要是对这个病历投入更多的审查，那就麻烦了。为了避免这样的风险，所以就干脆把谎撒得更大一点，造成该产妇本身内部结构异于常人，易生死婴，这样就不会引起怀疑了。
这有点类似于“走夜路吹口哨”，故意造个大动静，吓唬别人是其次，首先是给自己壮胆。
上面这几个实锤的谎言是在年，当时光来到年，杜新枝彻底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广大观众，我们发现，她仍然在撒谎，而且技术性更强了，段位更高了。
这也难怪，任何一门技术都是熟能生巧，二十八年的时间，任何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只要你肯用心，不躺平，都能从小白升成大咖，撒谎这门技术活也不例外。
第三，高段位谎言=99%的事实+1%的虚假
有人曾经说过，撒谎的最高境界就是在编造一个谎言时，所用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货真价实的，其真实性不容怀疑，这些材料负责将受众晃晕，目的是掩护关键的虚假信息，神不知鬼不觉中一个谎言就可以大功告成，完美收官。
年9月10日，也就是姚策、医院的官司开庭的前一天，杜郭夫妻接受了几家媒体的共同采访。
这段视频中她有这样一段话：
“医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的不负责任，导致姚策30毫克的第一针没有打，那是最宝贵的第一针，24小时内阻断。任何病都是这样，像艾滋病也是。因为我媳妇（郭威妻子）在医院工作，科室就是做这个的，她说24小时之内如果发现自己传染了艾滋病，打阻断是完全可以避免这个事情发生的。我也在想，你像种庄稼，比如种小麦，都事先拌好药（说到这里时手在演示拌药的动作），然后再种到地里，那不是防患于未然嘛，防止被虫子吃掉。像刚孵出来的小鸡，都打防疫针，防止生病，这样成活率会更高，何况是人呢？当时又有防疫针，你为什么不给他打呢？医院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因为不打，才导致姚策两岁多就产生乙肝这个情况，再加上乙肝比正常人肝癌发病率高达两百倍，这更增加了他以后的风险。又加上错报，这一步一步让孩子走到这一步。”
这段话，其中除了那个“毫克”是个错误，应该是“微克”，不过不是专业人士根本听不出来。除此之外，我们如果把它看成是学校老师布置的一篇命题作文：
“试论证‘医院对姚策患肝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老杜这份作业乍一看差不多能得满分。这论证能力绝对超过一般人。观点明确，论证思路清晰，最重要的是论据特别充分，用了三个有力的类比：一个是艾滋病的阻断，而且不是她这个外行说的，是儿媳妇这个专业人士说的，可信度陡增；另外两个跨界类比，跨农业和养殖业两个界别。另外还有关键数字做支撑：三十毫（微）克，倍。
这个乍看上去非常学院派的优秀小作文，实则有两个关键的虚假信息。
首先这个论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实际情况是姚策的乙肝是未出生就已经感染上的，不是打了疫苗就可以阻止的，要真是这样，有你亲弟弟千叮咛万嘱咐在先，有你的旗袍姐亲自上阵照应，结果别的孩子都打了，唯独你们的孩子没打，这是见鬼了吗？
第二点，姚策两岁时不是患上乙肝，而是查出乙肝。这是两回事，她在故意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如果姚策不是降生时自带乙肝病毒，那跟着许敏是不会得乙肝的，人家家里没人带这个病毒。再说要是出生没有乙肝也不会调包。
可是这两个关键的漏洞，在当时“错报论”主导的大环境下，并没有被人们发觉，至少没有被现场采访的记者发觉，还觉得这个采访是在为受害者呐喊助威呢，殊不知是在替骗子传播谎言。
第四，把谎言演得很逼真。
人际交流中信息的传达绝不仅仅只有语言这一个媒介，有一位美国传播学家曾提出一个公式：
信息的全部表达=7%语言+38%声音+55%肢体语言
由此可以看出，单纯的语言在人际交流中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更重要的伴随语言的声音情况和肢体语言。要不怎么会有演员这个行业呢。
就撒谎这种语言现象来说，因为它不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话语，需要打草、设计，而在有限的时间内撒谎者把主要精力放到设计语言上，往往会顾不上后两个因素。所以很多撒谎现象中这三个因素是不匹配的，撒谎者都会被自己的后两个因素出卖。这就给了行为心理学家很大的研究空间。十年前有一部美剧《别对我说谎》，就是专门讲述几个心理学家如何通过观察人的“微表情”来识别谎言。
这种识别谎言的方法对于识别即兴撒谎应该很有效，但是如果遇到一个老手，事先对谎言精心编排，把语音、语调、肢体、面部表情等因素也考虑进去，这无疑会给识别谎言增加难度。
杜某就是这样的一个戏精。
还是在年9月10日的那场采访中，她说庭前调解时被告方医院的律师一医院责任的认定，但是经过原告律师“哗哗哗”（象声词）的驳斥，
“哗哗哗”时的伴随动作医院的责任，说：
“哎，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就承担吧。”
说到这句话时老杜“学着”对方律师，叹了口气，歪着头，摆着手，一副无奈的样子。
在表演完被告律师之后，老杜马上切换到自己的角色，“呵呵呵”地笑了，表示律师的这一态度让她很满意，很放心。
你要光看她声情并茂的表演，还真以为对方律师被打败了，原告方会旗开得胜，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据《南方周末》报道，在一审中，医院并不认同医院的责任，当庭提出要对此进行鉴定，但是这个申请被原告律师向法庭建议驳回。医院只负百分之六十的责任。一直到几个月之后的二审，医院还在对媒体公开叫屈。
如果真的像老杜说的那样，医院这一系列的表现呢？这样态度的律师怎么可能在法庭上公开表示你们有“人为可能”呢？
所以她描摹的这一幕----人家律师被你们的“哗哗哗”吓倒---根本就是自己意淫。
也是这个时间段，另外一场接受央视采访，她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给郭威打了（疫苗），结果因为抱错，打错孩子身上了。如果姚策跟在我身边，我的孩子就能阻断，至少不能这么年轻就得这个病。”
在说这段话时，她瞪着眼，拍着手，语气坚定，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
可是，我们知道，“两个孩子打错针”这本来是刚发现互换时的一个误识，后医院都没打第一针疫苗，根本就不存在打错这个问题，而且姚策的病根本就不是不打疫苗造成的，而是降生时就已经被母婴传染的。
这些她都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但是她就是敢对着央视镜头毫不含糊地把假的演得跟真的一样。
看了这几个视频之后，真的着实承认老杜撒谎技术水平确实高，老郭比不上，首先有表演就不行，太假，照老杜差好几个段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