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十年前开始在网络上分享日本旅行记，就不断有人问我：能不能推荐一本好读的日本史？
十年前，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那时的简体中文出版界，无论是译作还是原创，都很难找到关于日本历史和日本文化的合适读本——我所理解的“合适”，是既有深入浅出的丰富内容，又能体现日本最新的社会风貌或研究动向。十年前，这一领域还几乎一片空白。
但是，在十年后的今天，我已经可以随手列出长长的书单。涉及日本历史、文化、生活等各领域的译作和原创大量出现，让每个普通的读者和旅行者，都能和这个必须相处的邻居走得更近。
不过，选择多了，也会带来困惑：我们究竟要怎样读？绝大多数作品，都出自专业的研究者或旅日作者之手。站在日本之外的我们，既不是专家也不是常驻者，该怎样将这些文字与旅行中的观察揉在一起？借《讲谈社日本的历史》中译本出版的机会，我想一边梳理过去的经历，一边做一些尝试：作为普通的旅行者，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由文字的提示，让眼前的风景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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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论文和硕士毕业论文，我的题目都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有关。这两部书合称“记纪”，分别成书于公元年和年，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文献。在这两部书中，神话、传说、史实与演绎交织在一起，是奈良时代（-）的日本皇权对自身历史的书写和确认。
“记纪”写于奈良时代，记录的自然不是奈良时代本身，而是对公元年以前的日本列岛的追述与想象：从神明创造日本开始，到天皇成为日本的统治者。如果拿《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来对应，那么就是这一系列的前两部。
一位朋友在拿到《讲谈社日本的历史》后曾跟我感叹了一句：“前两部读起来最费力。”确实，如果不是研究日本史，那么对日本在奈良时代以前的历史感到陌生也是理所当然的。许多外国人都通过影视剧或游戏等各种渠道熟知了不少将军武士的名字，对“平安京”、“战国时代”、“江户”之类的名词也并不陌生。但是在旅行中，大家对日本史的追溯一般只会到奈良时代。东大寺的一尊大佛，好像就代表了公元8世纪前的全部日本。
在毕业后的这十年里，因为没有从事学术工作，我也就没有再进一步做“记纪”相关的研究。但是得益于学生时代的兴趣，如今拿到《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最让我感到亲切、有趣的，仍然是这一部分的内容，尤其是第二部《从大王到天皇》，一页页读下去，很多曾经亲眼所见的风景在我眼前逐一复苏——那是我在日本交换留学期间最鲜活的记忆：为了拜访“记纪”中那些天皇的陵墓，为了拜访出现在“记纪”中的神社、寺院和事件发生地，我曾一点点走过各种各样的散步道。
在那些连日本游客都寥寥无几的地方，我看到的是日本这个国家从无到有的塑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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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谈社日本的历史》第二部《从大王到天皇》的彩图中，有一张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绘画作品，名为“乙巳之变”。这幅作品出自《多武峰缘起绘卷》，保存在因十三重塔而闻名的奈良县谈山神社中。画面以淡绿为主色，几个身着黑衣的人物正挥起刀锋。仔细一看，倒在地上的“被害人”竟然已经身首异处，鲜血从脖颈处喷涌而出，头颅正飞在半空中。
如此惊悚的画面，展现的是发生在公元年的乙巳政变。被斩杀的人叫苏我入鹿，“操刀”的领头人是中大兄皇子。当初读《日本书纪》，在权倾一时的苏我家族的主要成员里，苏我入鹿给我的印象最深。《日本书纪》把苏我入鹿的“恶”表现得十分露骨，这在日本不以善恶论英雄的大环境中格外扎眼。当然，这种表现的背后是《日本书纪》编纂者的政治立场，但在人们眼里“十恶不赦”的入鹿也确实没有得到什么好下场。这个“逆贼”在死后依然身首异处，如今在奈良县明日香村飞鸟寺旁边的田地间，可以看到一尊小小的五轮塔，据说入鹿的首级就埋在这里。
田地边貌不惊人的小石塔下，据说就埋藏着画中那颗崩落的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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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我入鹿首塚，这个稍不留神就会被忽略的迷你小景点，很容易让人心底涌起一种莫名的神奇感觉：在公元年之前的日本，在那似乎没有留下什么名胜古迹的时代，其实还有很多小小的痕迹保存下来，在真假虚实之间触动每一个旅人的神经。
我做过不少与古坟时代和飞鸟时代相关的徒步旅行。那是智能手机还属于奢侈品的时代，只能依靠奈良各地的旅游问讯处给出的制纸地图来导航。我一直都对方向比较敏感，认地图也几乎不会认错，但有些地图迷一样的手绘水准还是让我战战兢兢。徒步旅行的绝大多数路段都地处乡村，有时会和一些结伴出游的老年人碰到一起，但更多时候都只有我自己一人，目光所及之处难见人影。
然而，这正是我最喜欢的旅行状态。
尤其是在参观天皇和贵族的陵墓，也就是那些“古坟”的时候，格外需要专心注视与思考的时间。与中国的帝王陵墓不同，说到日本的天皇陵，就会说到“宫内厅指定”这一概念。由于日本至今仍有天皇存在，并且也没有出现废除该制度的明显倾向，因此所有的天皇陵都在负责皇室事务的宫内厅的管辖之下。宫内厅认定某座古坟属于某位天皇，那么这座古坟就会被冠以“XX天皇陵”之名。哪怕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提出疑问，也只能停留于纸面的讨论。因为不允许挖掘调查，有些所谓的天皇陵其实只是象征着一种历史取向，而不是历史本身。
所以，在日本参观天皇陵墓，基本就等同于围绕着一座座绿意葱葱的小山包绕圈散步，看不到任何陪葬珍品，更感受不到任何神秘或威严。这些陵墓往往静默于城市边缘的乡间或纯粹的田舍中，构成了附近居民们的日常风景的一部分。
照片中的这种木牌是天皇及皇族陵墓前的标配，由宫内厅所立，上写墓主人的名字，同时告诫人们不要踏入陵墓一步，也不能带走这里的一草一木、一鸟一鱼。
让我印象最深的陵墓散步，就发生在奈良市的北部。这是一片仿佛被人遗忘的区域，因为几乎所有游客都集中在奈良市东部的奈良公园里，其中有一部分人还会去西部的唐招提寺和药师寺，以及中部的平城京遗迹，但就是没有人去北部。从近铁奈良站搭乘近畿铁道，在大和西大寺站换乘，总共三站就能来到平城站。这片地区名为佐纪，在《讲谈社日本的历史》第一部中已有提及。
平城站的南北两侧分布着不少陵墓：神功皇后陵、成务天皇陵、称德（孝谦）天皇陵、日叶酢媛命陵、平城天皇陵……整片陵墓区与南边的平城宫遗迹相对而望，只不过前者处于居民区，而后者是独立的景点。其实平城宫遗迹只是在年，也就是奈良庆祝平城京迁都年的时候热闹过一阵子，大极殿刚刚复建，游客们都趁着四月底到五月初的黄金周兴致勃勃地前来参观。但即使是在那个时候，也没有人再向北踏出一步，去拜访历史上那些虚虚实实的皇族们长眠的地方。陵墓间的散步道旁时而现出零散的民宅，时而就像蜿蜒在茂密的森林中，只不过树木明显都有修剪过的痕迹，不会让人有压抑的感觉。安静，肃穆，就是佐纪陵墓群给人的直观印象。
佐纪地区陵墓群间的散步道让人仿佛置身公园中。
不过我最在意的并不是天皇陵，而是平城站北侧的神功皇后陵。神功皇后是仲哀天皇的大后，拥有“不是天皇，胜似天皇”的权威和力量。在《古事记》的描述中，神功皇后曾经为神代言，向仲哀天皇传达神的旨意。仲哀天皇不从，结果不久后就一命呜呼。后来，神功皇后还亲征朝鲜半岛，俨然已经代理了天皇的事务。《日本书纪》更是将神功皇后单独列为一卷，与诸天皇并立，可见其特殊之处。当然，由于年代久远，加上“记纪”的记述本身就虚实参半（例如前期的很多天皇在“记纪”中都活到了一百多岁），神功皇后这一形象存在着很多疑点，与其把她当作真实存在过的一位皇后，不如把她看作是“记纪”的编纂者对彼时女性统治者形象的一种总结。
按照《古事记》的记载，神功皇后“御年一百岁崩，葬于狭城楯列陵也”。这年龄大概也是编纂者随意写的，不过“狭城楯列”的记述还是让后来的日本人一直在想方设法确认陵墓的位置。年，佐纪地区的五社神古坟被确认为神功皇后陵。“狭城”在日文里读作saki，与“佐纪”同音，应该没有太大偏差。年，宫内厅曾破天荒地允许日本考古学协会派出学者对神功皇后陵进行考察，不过考察活动只限于陵墓外围表面，并没有获得什么重大的发现。
然而，沿着环绕四周的石板道慢慢走上陵墓所在的小山包，对当时的我而言还是格外新鲜的。一步步踏入秘境，但又不是完全的秘境——因为附近居民开垦的小菜地就在道边，并没有与世隔绝之感。很快，神功皇后陵墓的正面出现在我眼前。墓前的沙地显然经过精心打理，平平整整的地方也好，呈现规律条纹的地方也好，都透着维护人员的细心。沙地上立着一块朴素的小碑，上面纵向刻着一行字：神功皇后狭城盾列池上陵。
我从各个角度拍了好几张照片。奈良春日的阳光晒在围栏和植被上，几簇火红的树叶竟让神功皇后陵洋溢出多彩的暖意。就在我准备离开时，一个晨跑的男人迎面而来，与我擦肩而过。无人的环境中突然出现的身影让我下意识地转过头去，望向他的背影，却看到了这样一幕：男人跑到神功皇后陵的正前方，突然像镜头由快进转为慢放般停下了脚步，面对陵墓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礼毕，他又立刻恢复了原先的节奏，消失在石板道的另一端。
在那一刻，我似乎看到了历史那无形的波纹正在流转的模样。
不管神功皇后的故事是虚是实，面对这座陵墓，总能感觉到历史从未停息。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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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觉得天皇陵散步过于安静乃至无聊，那么有一片地区——奈良县明日香村，也就是前文提到的苏我入鹿首塚的所在地，也许非常适合想要探寻这段历史的入门者。
明日香，日文读作asuka，与飞鸟时代的“飞鸟”同音。这里的遗迹种类非常丰富，寺院、陵墓和宫殿遗迹错落分布，既适合徒步旅行者，也可以从附近的电车站换乘公交前往各个景点。
在前往明日香村之前，还是需要梳理一下相应的历史进程，也就是《从大王到天皇》涉及的时代。公元5世纪，即古坟时代中期，日本的前方后圆坟攀上了巨大化的巅峰。到了5世纪末，随着中国文献中记载的“倭五王”之一的雄略天皇的掌权，日本脱离了中国的权威体系。此后，日本统治者以畿内大和地区（主要对应今奈良县）为中心，走上了从“治天下大王”到“天皇”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佛教传入日本，由上至下为国家意志服务，成为推动日本发展的高度的文化复合体。历代皇族与权臣在角力中此消彼长，男性天皇与女性天皇交替上位，各种制度也在对隋、唐的遣使学习中不断完善，出现了“大化改新”、“壬申之乱”等重要事件。至公元年天武天皇正式即位，日本古代天皇制终于形成，天皇成为“现神”，正如《从大王到天皇》所总结，是“打着建设律令国家的旗号，人为地创造出的卡里斯玛式的政治领袖”。天皇是“政治上的神”。
我在明日香村的徒步旅行是从近畿铁道飞鸟站出发的，拜访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这位确立天皇神性的天武天皇和他的妻子持统天皇的陵墓。而在不到两公里开外，就是“传飞鸟板盖宫迹”，天武天皇主持修建的飞鸟净御原宫据说也是在这里。天武天皇正是在此地即位的。
天武天皇和持统天皇合葬在桧隈大内陵中。
不过，在明日香村的徒步中，最引人注目的明星并非这对天皇夫妇，而是长久以来被普通日本人供为神明的圣德太子。圣德太子原本被称为厩户皇子（因为出生在马厩门前），“圣德”意为“佛祖才具备的优秀品德，或佛学造诣高深之人”，是后世人们将他供为信仰对象后给予他的尊称。
圣德太子在世时，曾经辅佐推古天皇处理朝政。在存世的文字描述中，圣德太子德才兼备，推崇佛法，为官僚制度的改善做出过贡献，确实可以名留历史。但是离开人世后的圣德太子究竟被佛教徒们推崇到了何种地步，我也是在当年交换留学期间旁听了一门课后才了解的。日本的佛教绘画中有一个著名的类型，叫“圣德太子绘传”，是用绘画的方式来表现圣德太子的一生。当时，我参加了那门课的田野活动，到富山县乡间的一家寺庙住了一个星期，结合寺庙里保存的圣德太子绘传，为当地百姓讲解圣德太子的故事。接触到这些绘传，我才发现日本人的脑洞实在太过开放。在我负责讲解的那张画中，遣隋使小野妹子来到中国的目的不再是外交与学习，而是为了寻找圣德太子的前世在中国留下的痕迹。而且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日本人对圣德太子的神化并非发生在特别久远的后世——从7世纪后半开始，圣德太子就已经成为了人们神化的对象，并在《日本书纪》成书之前被确立为一种信仰。这甚至导致了今人的怀疑：圣德太子真的存在吗？
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留存至今的东西实在太少。比起大阪市内全新的四天王寺（据传由圣德太子于年创建，现在的建筑是20世纪后半叶重建的），还是明日香村的橘寺更能让人确信圣德太子的真实性。从天武·持统天皇陵步行大约20分钟，就能看到据传为圣德太子出生地的橘寺安稳地坐落在田地之间。
当然，圣德太子出生的时候，橘寺还不存在，据传是他成年后在自己的出生地建起了橘寺。从后来的考古挖掘结果来看，历史上的橘寺规模宏大，寺内曾经矗立着高40米的五重塔。然而一切的气派早已烟消云散，现在的橘寺小巧而清净，我去参观时没有其他访客，只有一位拿着大扫把清理院落的大婶。当时正好赶上了每年两次的圣仓殿（收藏文物的小博物馆）特别公开，我独自欣赏了寺里收藏的太子绘传，又到往生院不慌不忙地仰望了精美的天花板绘画。从寺门望出去，门外是日本乡村最平凡的风景，门口的小凳子上还摆着附近居民手工制作的司康，无人看管，自助购买。只有本堂内的圣德太子像和堂前的铜马雕像提醒着人们：这里好像诞生过影响了日本历史的人。
从橘寺的寺门向外张望，风景也许和圣德太子时代并没有太大差异。
推古天皇、圣德太子以及苏我马子对佛教的推崇，为飞鸟地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兴建于年的飞鸟寺即是代表。和橘寺一样，飞鸟寺也经历了规模不断缩小的历史变迁，最终只剩下如今的一个院落，不过这并不妨碍它参与争夺日本三大佛的名头。日本人尤其喜爱用“三”来归纳各地的名胜和文物，“三大佛”即是其中一项。奈良东大寺的大佛和镰仓高德院的大佛没什么争议，但第三把交椅可就热闹了，飞鸟寺的大佛正是竞争者之一。这尊高约3米的金铜佛像究竟有哪些部分是“原装”，哪些部分是“修补”，现在仍存在争议，这也是它始终未被列入日本国宝名录的原因。然而来到飞鸟寺，最吸引人的地方并不是佛像的新旧与否，而是佛像与众不同的面部——只要欣赏过一定数量的日本佛像，就会对飞鸟大佛的长脸留下深刻印象。飞鸟寺是日本列岛上最早的寺院，佛像很可能反映了当时的制作风格与社会状态：在佛教刚刚传入日本列岛时，造像仍然带有朝鲜半岛的色彩。这或许是飞鸟寺与飞鸟大佛留存至今的最大意义。
飞鸟大佛的那张长脸，仿佛就是对飞鸟时代最直接的描绘。
回到前文所说，走出飞鸟寺，田地旁就是苏我入鹿的首塚。苏我马子位高权重，死后葬在石舞台古坟，风光至今。比起橘寺和飞鸟寺，对这座古坟感兴趣的游客明显要多。然而他的儿子苏我虾夷和孙子苏我入鹿膨胀过快，苏我一族的繁荣很快就断送在了他们手里。一颗脑袋孤零零埋在爷爷创建的飞鸟寺旁，如今只能与农田里的蔬菜大棚相伴，不知道入鹿会不会有后悔之意。
不过风水轮流转，没了苏我，还有中臣镰足。这位参与诛杀苏我入鹿的重臣后来被赐姓藤原，拉开了藤原家族的辉煌大幕。历史就在那里，只要了解了它，那么就算站在田间地头，眼前也能立刻浮现一出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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