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发现仰韶村遗址开始，中国现代考古学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回眸百年发展历程，一代代考古人艰辛探索，薪火相传，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取得了突出成就，建构了理论体系。
原文：《中国考古学百年的理论建构》
作者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赵宾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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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材料出发，有别于文献史学
年来，中国考古学通过大量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实证了中国超百万年的人类史、1万年的文化史、多年的文明史及其发展演变历程，掌握了中国人类起源、中国文化起源、中国农业起源、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以元谋人等为代表的距今一两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化石和石器，以及全国许多地区距今几十万年至几万年不等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化石和石器的发现，显示出中国所在的亚洲地区很可能和非洲一样，也是人类的一个重要发源地。
史前新石器时代考古在文化命名、文化框架、文化谱系、文化格局等方面的研究成绩斐然、成效卓著。查海时代（距今-年）、仰韶时代（距今-年）、龙山时代（距今-年）三大发展阶段的划分和命名，是运用考古学方法独立找到的比夏、商、周“三代”更早的“新三代”，是考古学在中国古史研究方面作出的有别于文献史学的特殊贡献。
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文明探源工程为代表的考古专题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余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已经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历史考古的重大发现，不仅物化和深化了人们对一些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了解与认识，而且让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农业、手工业、城市建设、文化艺术、对外交流等诸多细节变得更加清晰、生动。边疆考古发现和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很多地区、很多时段上的历史空白得到填补。越来越多的重大考古发现证明，中国东北、北方、西北、西南地区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有人类生活，这些地区的古代先民在与中原地区及相邻地区的交往中不断发展，共同进步，谱写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连绵不断、兼容并蓄的瑰丽篇章。
与科技交叉，拓展考古学研究领域
年来，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被广泛应用到考古学当中，极大地拓展了考古学研究领域，为考古学研究贡献了更多的资料和信息，增强了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广泛性和科学性。
年代测定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相继建立了碳-14测年实验室。大量的碳-14测年数据，为中国夏商周断代研究和史前文化年代判定与序列构建提供了重要支撑。
人骨研究方面，从性别、年龄、种族鉴定开始，中国的人类骨骼考古进展迅速，为认识墓地先民体质特征、复原古代亲族制度与社会组织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在枕骨变形和拔牙等文化现象、开颅和骨折创伤等医疗行为、剥头皮等特殊风俗、古病理和古DNA研究以及根据人骨体质特征差异讨论古代人种类型划分等诸多问题上，先后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新认识。
植物考古方面，随着“浮选法”的应用及“植硅石分析”方法的兴起，长期困扰人们的植物遗存获取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仅以新石器时代考古为例，在长江流域稻作农业体系和黄河流域粟作农业体系的划分以及五谷的出现与传播等重大生业问题上，植物考古作出了突出贡献。
动物考古方面，从单个遗址的动物遗骸鉴定，到家畜起源、古人肉食资源获取方式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于各地区古代居民经济类型及家畜饲养与驯化过程的认识。对马和羊的研究，同时参考植物考古对小麦、大麦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探析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情况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此外，环境考古、遥感考古、水下考古、冶金考古、食性分析、考古地理信息系统、考古DNA等方面的研究与应用，也都取得了可喜成就。年来，科技考古在技术操作、方法应用和理论总结方面进展日新月异，作用日益凸显，一定程度上已成为衡量考古工作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为历史服务，融入中国史和世界史大家族
年来，以物质遗存为主要研究资料的考古学，其主要任务是探索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和没有文字记载的地区的历史，同时通过寻找及发现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和地区的实物资料参与其所处时代的历史研究。由于材料和视角既包括对中国史的考古学探讨，又包括对世界史的考古学观察，考古学也像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文献史学兄弟一样，逐步形成了与其相应的中国考古和世界考古两个不同的研究范畴，在丰富和完善广义历史学学科体系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并以显赫身份融入到中国历史学大家族和世界历史学大家族之中。
就中国历史而言，考古学在夏商周三代及其之前的历史研究方面已经掌握了话语权，在秦汉及其以后的历史研究方面也拥有重要的发言权，从而形成了史前至夏商周的历史研究以考古学（文物史学）为主，秦汉至宋元明清的历史研究以历史学（文献史学）为主的中国史学新格局。此外，边疆地区各个不同时代的历史研究更多依靠的是通过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实物资料，而不仅是神话传说和文献资料，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内涵。
就外国考古而言，从年之前只有少数中国学者凭借所能看到的少量外国考古文献资料而开展局部或某些个案的外国考古学探索，发展到今天可以多方位或多点位地走出国门直接开展田野考古发掘，并以所获第一手实物材料参与外国考古学研究，而且在相关问题和重要技术方法上提出了中国学者的见识，作出了中国学者的贡献。年来，不仅有大量的国外考古先进技术和方法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也有相当多的中国考古学者走上了国际舞台。可以说，今天的中国考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与世界各国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做文保先锋，发挥文化遗产的基础作用
年来，考古学勇当文物保护的先锋，在成为促进文物事业发展重要支撑的同时，还将学科定位纳入文物保护的范畴，从而开始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基础作用。
随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颁行，考古工作逐步走上了法治化的轨道。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文物保护事业，正式设立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在已有的考古发掘工作基础上，启动并实施了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大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在以大遗址为依托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考古工作贯穿遗址保护之始终，并形成了中国大遗址保护和利用的新模式。
就现已取得的社会影响力和发挥的学科作用而言，中国考古学已然成为人民共同
